的《新主义论》究竟写作于何时？当将《新主义论》初稿交局讨论时，王明还：“在中国的所有基本问题（如对性质、阶段、动力、前途的估计，关于领导权等问题）上，同列宁主义是矛盾的。1949年 4月华东新华书店版《新主义论》还这样说：“中国资产阶级，特别是大资产阶级，即使在时，也不愿与帝国主义完全……”，直到解放后收入《选集》时，才将这部分内容修改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即使在时。对《新主义论》的修改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原因是中央决定出版《选集》。 关键词：修改;中国;中国;选集;文化;写作;;文本;与;三义 的《新主义论》究竟写作于何时？它是否发展了《中国和中国》中的观点？当初为什么写作这篇论文？同一天定稿的两份文稿为什么会有明显的差别？在新中国成立前有没有对《新主义论》进行修改？新中国成立后的修改给《新主义论》带来了什么变化？本文根据对多个版本的《新主义论》的文本梳理和它与相关文章的对照研究，拟就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关于《新主义论》的写作时间，人们一般认为是1940年1月。《选集》中《中国和中国》的题解说：“在这个小的第二章中关于新主义的观点，在1940年1月他所写的《新主义论》中大为发展了。”①（注①：《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1页。） 笔者认为《新主义论》并非写作于1940年1月。关于《新主义论》的写作过程，自己是这样说的：“《新主义论》初稿写到一半时，中国近百年历史前80年是一阶段，后20年是一阶段的看法，才逐渐明确起来，因此重新写起，经过反复修改才定了稿。”②（注②：《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页。）从这样的表述中可以推断：《新主义论》的写作时间应该是相当长的。《新主义的与新主义的文化》稿，即《新主义论》初稿，首次发表日期为1940年1月9日。如果是写作于1940年1月，就意味着在短短七八天的时间写成了这样一篇文章，这显然与的说法相矛盾。在一封1939年写给吴玉章的信中说：“写了一篇理论性质的东西，目的主要为驳派，送上请赐阅正，为感！”这个“理论性质的东西”是“指写的《新主义的与新主义的文化》一文”。③（注③：《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60页。）由此可见，《新主义论》的写作时间应该是1939年。《选集》题解应当是把《新主义的与新主义的文化》的发表时间当作了写作时间。 要弄清楚这个问题，首先要先弄清楚两篇文章的写作顺序。笔者认为首先写作的是《新主义论》。如前所述，强调“《新主义论》初稿写到一半时，中国近百年历史前80年是一阶段，后20年是一阶段的看法，才逐渐明确起来”，笔者在仔细阅读了《中国与中国》以后，发现相关观点在该文中已经表述得非常清楚：“中国现时的阶段，是为了终结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与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一个过渡阶段，是一个新主义的新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十月之后才发生的，在中国则是从‘五四’运动开始的。”①（注①：《中国与中国》，《人》第5期，第14页。）试想，如果首先写作了《中国与中国》，怎么可能在“后来”写作《新主义论》时又搞不清楚这个问题？此外，《新主义论》花了大量篇幅论证“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进而证明中国现阶段的是新主义的，却对“新主义的”也没有给出一个定义。而《中国与中国》直接运用了《新主义论》中的一些结论，并且明确界定：“所谓新主义的，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②（注②：《中国与中国》，《人》第5期，第14页。）不难看出，《中国与中国》中的观点更为成熟。由此可以断定：《中国与中国》成文时间不可能早于《新主义论》，自然也就无从得出《新主义论》“大为发展了”《中国和中国》的结论。笔者认为《选集》题解之所以这样说，可能是《新主义论》对新主义阐述得透彻、完整，而《中国和中国》论述比较少的缘故。其实，这种论述上的差异，是由文章的性质决定的。《中国和中国》是本教材，主要论述中国问题，对“新主义”的内容只是部分涉及；而《新主义论》是专门论述新主义问题的专题，是对新主义、新主义社会以及新主义社会建设问题的全面阐述。 在给吴玉章的信中清楚地说明，他写这篇文章“目的主要为反驳派”。不过笔者认为，主义也是写作的一个目的。在全篇开头部分就这样说：“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决不是‘自以为是’与‘好为人师’那样狂妄的态度所能解决问题的。”“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是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③（注③：《新主义的与新主义的文化》，《中国文化》创刊号，第1页。）这里面就包含着对主义者的。再看这段引文：“中国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也是这样，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践完全的适当的统一起来，就是说，取得民族的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主观的公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对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开玩笑，在中国队伍中是没有他们的的。”④（注④：《新主义的与新主义的文化》，《中国文化》创刊号，第23页。）这明确地表达了反对主义的立场。 在1938年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阐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主张时说：“不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字母，而是学习他们观察问题与解决问题的立场与方法……只有这个立场与方法，才是的科学，才是引导我们认识对象与指导运动的唯一正确的方针。”①（注①：《选集》，东北书店1948年版，第927页。）王明则针锋相对地强调“加强马列主义的学习提高党的理论水平”的“特别重要性”。他只承认“马列主义理论中国化问题——马列主义理论民族化，即是将马列主义具体应用于中国，完全是对的”。他认为：“首先须学习马列主义——不论理论，而且军事理论；只有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然后才能运用和民族化，因此，必须加紧学习马、恩、列、斯学说。”“不能庸俗化和牵强附会”，“不能以中国旧文化学说来曲解马列主义，而要以马列主义来了解和开发中国文化”。“不能在‘民族化’的之下，来忽视国际经验的研究和运用。具体例子，联邦经验的国际意义（列宁说布尔什维主义原则对于均是适用的）。”②（注②：《王明言论选辑》，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37、638页。）因此王明表面上说“毛、洛报告提出的全对”，但实际上是反对主张的。当将《新主义论》初稿交局讨论时，王明还：“在中国的所有基本问题（如对性质、阶段、动力、前途的估计，关于领导权等问题）上，同列宁主义是矛盾的。”“‘新主义’实际上是反列宁主义、主义的理论和行动纲领；这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理论和行动纲领。”③（注③：参见王明的回忆。王明：《五十年》，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7—18页。）所以，当时在派的同时对主义者进行是完全必要的。 关于《新主义论》，《选集》的题解这样介绍：“这是1940年1月9日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题为《新主义的与新主义的文化》，载于1940年2月15日延安出版的《中国文化》创刊号。同年2月20日在延安出版的《解放》第98、99期合刊时，题目改为《新主义论》。”④（注④：《选集》第2卷，第662页。）笔者查阅《中国文化》创刊号，发现注明定稿日期为“1940年1月15日”，可见，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新主义的与新主义的文化》是在稿的基础上进一步修改而成的。查阅《解放》第98、99期合刊，发现所写的定稿日期同样是“1940年1月15日”。也就是说，《新主义的与新主义的文化》和《新主义论》是同一天定稿的，这说明《新主义论》并不是后来在《中国文化》发表的那个《新主义的与新主义的文化》的文本基础上进一步修改而成的。 《新主义的与新主义的文化》没有小标题，论述的就是新主义的以及新主义的文化。全文共分为15部分，关于的内容为9个部分，关于文化的内容为5个部分。涉及经济的内容很少，只有一个部分，而且这部分用“新主义的，就是这种新主义经济的集中表现”⑤（注⑤：《新主义的与新主义的文化》，《中国文化》，创刊号，第10页。）这句话结尾，这表明，分析新主义的经济是为说明新主义的服务的。该文在针对派展开的同时，阐述了关于新主义社会的构想。 《新主义论》除了题目与《新主义的与新主义的文化》不同以外，还将15个部分分别加上了小标题。这些改动确实是大手笔，大大加强了文章的份量，如第一部分的标题就极具震撼力，是在向国人发问：“中国向何处去？”第二部分的标题也颇有视觉冲击力：“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⑥（注⑥：《新主义论》，《解放》第98、99期合刊，第1页。）这样的修改大大提升了文章的战斗力，充分显示了人坚定的。从作者提供的新的角度进行解读，文章就已经由主要借文化问题阐述主张、对派进行，为对新主义社会蓝图的全面描绘。 两个文本既然在同一个稿的基础上修改而成，而且是同一天定稿，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笔者推测，这可能是由于针对发表性质的不同进行了相应的处理。《中国文化》是专业，主要针对文化人发行，所以用《新主义的与新主义的文化》更为合适；而《解放》是中央主办的刊物，读者主要是员，用《新主义论》更能表达的主张。 1940年3月，延安解放社出版了《新主义论》单行本。此后，解放社又出版了许多“版次”的《新主义论》。有研究者由此认为曾经多次修改该文。由于第二、三版难以找到，个别研究者将第四版与《解放》文本进行比对后，认为“对《新主义论》又一次进行过重要修改”①（注①：方敏：《对〈新主义论〉的修改》，《中史研究》2006年第6期。）。在新中国成立前究竟有没有修改过《新主义论》呢？ 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楚“版次”的含义。笔者查阅了几种版本的《新主义论》，发现这些版本是这样介绍的：“解放社，1940年3月出版”；“南海出版社，中华37年12月四版”；“华北新华书店印行，1949年2月再版”；“华中新华书店，1949年2月”；“华东新华书店，1949年4月再版”。其中，华中新华书店出版的《新主义论》在“1949年2月”后面，紧接着就是印数“1—8000”，而华东新华书店出版的《新主义论》在“1949年4月再版”后面，紧接着就是印数“8001—58000”。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在那里，一本书一版平常只有二千册，三版也才六千册……”②（注②：《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0页。）从这样的表述来看，所谓“几版”应该是指第几次印刷。笔者请教了图书版本问题专家后得知，时期的第几版就是指第几次印刷。至于作者有没有对文章进行修改，要看具体情况。 弄清楚了时期“版次”的含义，我们就可以进一步探讨《新主义论》的修改问题了。先看有人认为“一定程度地带来了文章原意的变化”的三处修改情况。③（注③：参见方敏：《对〈新主义论〉的修改》，《中史研究》2006年第6期。）第一处：关于在新主义中的地位，将“领导或参加领导”改为“参加领导或领导”。这样的“修改”显然与的一贯观点相左。如1940年4月在《中国与中国》第二部分强调：“中国有它的许多突出的优点，使它在中国中能够成为领导的力量。”④（注④：《中国与中国》，《人》第5期，第12页。）在11月出版的修订稿中更明确指出：“所谓新主义的，就是在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⑤（注⑤：《中国与中国》，东北书店1948年版，第228页。）因此即使修改也只可能将“领导或参加领导”改为“领导”。第二处：将、农民、知识与其他小资产阶级必然要成为中华国的国家构成与构成的“最基本部分”改为“基本部分”。在《中国与中国》中指出：中国现阶段所要造成的国一定是“工人、农民、知识、小资产阶级与其他一切反帝反封建之联盟的国。这种国的彻底完成，只有在领导之下才有可能”。①（注①：《中国与中国》，《人》第5期，第15页。因此，把“最”字删去可能性也不大。第三处：将“这种新主义文化是大众的”改为“这种新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的”。原文的上下文是这样的：“这种新主义文化是大众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②（注②：《新主义论》，《解放》第98、99期合刊，第40页。）在加上“因而即是的”以后，应该说并没有改变原意，只是语气得到了明显的加强。只有这一处变动归于的修改还算说得通。但如果要说对该文是否进行过“重要修改”，还需对全文进行更为全面的考察。 如有人指出过的，此次修改除了“重新润色和修改了标点符号，共有233处左右”③（注③：方敏：《对〈新主义论〉的修改》，《中史研究》2006年第6期。）外，还进行了一些“令人不解的改动”④（注④：方敏：《对〈新主义论〉的修改》，《中史研究》2006年第6期。），如：将“文明先进的中国”改为“聪明先进的中国”；将“戊戌”由“中法战争、中日战争”之后提到“中法战争、中日战争”之前。其实这两个例子用来说明并没有修改过该文更合适些。如果他连标点符号都进行了细心修改，怎么可能出现这种常识性错误？更能说明问题的是，解放前所有版本的《新主义论》都没有将民族资产阶级与大资产阶级进行区分。1949年4月华东新华书店版《新主义论》还这样说：“中国资产阶级，特别是大资产阶级，即使在时，也不愿与帝国主义完全……”，直到解放后收入《选集》时，才将这部分内容修改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即使在时，也不愿同帝国主义完全……”众所周知，《新主义论》第二版的出版时间是1941年5月，第三版出版的时间是1942年4月，而早在1940年3月，就已经将民族资产阶级与大资产阶级进行了明确的区分。1940年下半年，在致总部宣传部部长萧向荣的信中曾经特地强调：“战士课本……须加以修改，要将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大地主与中小地主及绅士，加以区别。”⑤（注⑤：《书信选集》，第161页。）对一个战士课本中的表述如此重视，怎么可能在这些版本中依旧不将民族资产阶级与大资产阶级进行区分？因此，目前尚无充分表明，从在《解放》发表到新中国成立为止，对该文进行过修改。虽然还有前面已述的个别地方存疑，但目前我们看到的不同版本中的文字差异，恐怕是编辑排版中的技术性差错造成的可能性比较大。 对《新主义论》的修改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原因是中央决定出版《选集》。由于《选集》是作为对全国人民进行教育的教材出版的，作者必须根据新的形势进行修改，拿出最成熟的作品。 笔者对修改前后的《新主义论》进行了认真的比较，发现这些修改主要是将在原来下不宜表达的观点表达了出来。修改前后的文本最大的区别是论证侧重点的变化。修改前的文本侧重于论证新主义与新三义的一致性。如：“这种三大政策的三义，的三义，新三义，真三义，是新主义的三义。”“资产阶级派……不承认人民大众的新主义或新三义的文化。”“现阶段上中国新文化的内容，既不是资产阶级的文化主义，又不是的社会主义，而是以文化思想为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新主义，或新三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新主义的文化，就是新三义的文化。”①（注①：《新主义论》，《解放》第98、99期，第34、39、40页。）之所以突出新主义和新三义的一致性，主要是为了强调“中国人是三义的最忠诚最彻底的实现者”②（注②：《选集》第3卷，第1061页。）。修改后的文本在这些地方仅保留了“新主义的三义”③（注③：《选集》第2卷，第692页。）的说法，而相应地补充了论证新主义与社会主义相一致的内容。这样的修改集中在经济部分，如增加了“在领导下的新主义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④（注④：《选集》第2卷，第678页。）；将“大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及少地的农民”⑤（注⑤：《新主义论》，《解放》第98、99期合刊，第28页。）修改为“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⑥（注⑥：《选集》第2卷，第678页。）；将“不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农业”⑦（注⑦：《新主义论》，《解放》第98、99期合刊，第28页。）改为“在这个阶段上，一般地还不是建立社会主义农业”⑧（注⑧：《选集》第2卷，第678页。）；补充强调：“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础上所发展起来的各种合作经济，也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⑨（注⑨：《选集》第2卷，第678页。）这样的修改，显然与新中国明确选择走社会主义道密切相关。 有研究者根据修改前原文中的“以阶级论，则是三个阶级（、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统一战线”、“小资产阶级（包括农民、知识与其他小资产阶级”⑩（注⑩：《新主义论》，《解放》第98、99期合刊，第38页。）等论述，以及《中国与中国》虽然将“农民阶级”与“各种类型的小资产阶级”分别单独论述，但依然强调“农民一般都是小资产阶级”（11）（注（11）：《中国与中国》，《人》第5期，第8、11页。），得出“究竟如何看待这时期中国人阶级理论成熟的程度，还值得进一步探讨”（12）（注（12）：方敏：《对〈新主义论〉的修改》，《中史研究》2006年第6期。）的结论。从新中国成立后将上述地方分别修改为“以阶级论，则是、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农民阶级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包括知识）”（13）（注（13）：《选集》第2卷，第701、702页。）来看，农民似乎已经被作为一个“”的阶级来分析，但仔细推敲则不然，将“农民阶级”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并提，显然意味着“农民阶级”仍然属于“小资产阶级”。可见，修改后的《新主义论》只是把“农民阶级”看成一类特殊的“小资产阶级”。而同一时期修订的《中国和中国》则使用了“农民以外的各种类型的小资产阶级”（14）（注（14）：《选集》第2卷，第640页。）的表达方式。需要说明的是，这不是修订时的遗漏，而是重新拟定的标题。可见，在这一点上，很难说关于农民的阶级属性的观点在修改后发生了变化，因而也得不出修改前有关阶级的理论还没有成熟的结论。 类似的情况还有，《新主义论》修改前的文本说：“中国有产业工人数百万，有手工业工人与农业工人数千万……没有他们，就不能胜利，因为他们是中国的领导者，他们最富于性。”（15）（注（15）：《新主义论》，《解放》第98、99期合刊，第34页。）修改后的文本是：“没有近代工业，就不能胜利，因为他们是中国的领导者，他们最富于性。”（16）（注（16）：《选集》第2卷，第692页。）那么，我们能不能说，中国关于中国领导阶级的观点直到1951年12月才成熟？显然不能。一个观点是否成熟，一个理论是否成熟，关键看它是否符合那个时代的实际。《解放》文本中的表述符合抗战时期的需要，符合当时的实际，因而就是成熟的。而《选集》文本中的表述显然更加适合新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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