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见别人剪头发在很多热点新闻中，他们的永远敌不过那些美艳的明星。然而当尘埃落尽，镌刻在历史上是他们的名字，是他们让每一个中国人的生活发生过巨大的变化。 黄大年、李佩、吕志涛、周有光、任新民、屠善澄、吴文俊、琛、陈学俊、申泮文、柯俊、朱英国、南仁东、朱显谟、高伯龙、童志鹏、陈吉余、曹楚生、刘建康、陆钟武、李世邦、卢良恕、蔡申瓯、沈祖炎、钟扬、张齐生、金鉴明、卢佩章、崔国良、俞昌旋、 卢良恕院士是新中国早期的小麦育种与栽培学家，曾主持我国南方 稻麦两熟地区小麦新品种选育。上世纪50年代，他主持选育了“华东6号”等系列小麦优良品 种，在长江下游大面积推广，推动了南方及淮北地区小麦生产的发展。 无论在国内调查，还是到国外考察，卢良恕每到一地考察，都必先调来材料，了解所要考察地区的情况，做到“心中有数”，到现场一看一听、一查一问。卢良恕走遍了全国大部分地区，还作过上百场学术报告，为这些地区发展农业生产、振兴农村经济、进行综合开发提出不少好的、新的观点，得到了国家有关部委和各级的重视和采纳。 他曾指出未来中国农业，要由传统的种植业二元结构向三元结构转变，大力发展玉米、绿肥、牧草等高产优质饲料作物，以适应不断增加的畜产品和水产品的消费。在合理利用耕地资源的基础上，面向整个国土，特别是丘陵山区、草地、内陆水面滩涂和近海资源，开发各种食物和营养源。同时，大力进行，合理开发，使资源持续利用。 7月7日，黄大年同志先进事迹报告团走进复旦大学，我和上海的众多记者一起在倾听了这场报告会，我是一边流眼泪一边听完了整场报告，几乎是从头哭到了最后。 在英国，他界名校剑桥大学担任高级研究员，是享誉世界的著名的航空地球物理学家，他的团队里汇集了世界名校的精英，甚至还有诺贝尔的提名者。有外国报道说：“他的回国，让某国当年的航母演习整个舰队后退100海里。” 2009年，在他回国前，他已成为少数跻身英国精英阶层的华人之一，义无反顾，他抛弃了英国的豪宅豪车，妻子卖掉了两个诊所，放弃了今天在眼中无比艳羡的高端精英阶层生活，回到国内开展科研工作。 为中科院院士评审专家的黄大年自己并不是院士。同事和领导们说，以他的能力和贡献早就可以申报院士了，劝他抓紧申报。他却说：时间有限，先把事情做好。 回国７年，黄大年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出差。“白天开会、洽谈、学生，到了晚上别人都休息了，他就坐午夜航班去出差，因此人送绰号‘拼命黄郎’。 挖掘我国的矿产资源潜力，提高深地探测能力，向深地要资源，迫切需要高精度的探测仪器装备。我国以前地球物理的仪器基本都是从国外进口的，但是国外高精度的仪器对我国是的。在这些探测仪器当中，最关键的是航空重力梯度仪，它历来是探测装备领域的制高点之一航空重力梯度仪的研制非常复杂，牵扯到材料、机械、电子、软件、大数据等众多交叉学科，仅上世纪70年代，美国对这种装备的研制就投入了十多亿美元。以前我国这方面的研究主要停留在理论上，没有研发整套装备的能力。 2009年，黄大年回国后，这一切才有了转机。7年后，我国已经自主研制出了航空重力梯度仪，这个仪器背后的人就是黄大年。 因为高强度工作晕倒，他手里却还死死抱着自己的电脑，醒来后他的第一句话是：“我要是不行了，请把我的电脑交给国家，里面的研究资料很重要。” 吕志涛是山村里走出的院士，他毕生研究的预应力，圈外人士很陌生，但它支撑的很多重大工程我们都很熟悉：南京奥体中心的超大面积平台、苏通大桥连续刚构、上海磁悬浮、世界最大直径天文望远镜等百余项重大工程，都有预应力的独特贡献。 他在国际上最早提出两类斜裂缝理论。他牵头的“现代预应力混凝土结构关键技术创新与应用”研究项目，获得2014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大跨桥梁及海洋工程等重大基础设施都要求“长寿”，只有预应力混凝土结构能不辱，预应力还可节约20%-30%混凝土。 吕志涛曾说过：“创新就是为祖国的科技发展出力。”他的床头有“三宝”：夜灯声控皮球、闹钟、圆珠笔连带活页纸。一旦有奇思妙想，哪怕是半夜他也要赶紧记下来。很多项目的设计思、，都有“床头三宝”的功劳。 李佩是“两弹一星”元勋郭永怀的遗孀，被誉为“中科院最美的玫瑰”；她是“中国应用语言学之母”，曾和李政道一起，帮助中国第一批自费留学生走出国门。她70多岁学电脑，近80岁还给博士生上课。81岁时创办中关村大讲坛，13年间仅记录在案的活动就有近260次。93岁时，她还在组织小规模的专家教授研讨会…… 这双被皱纹包裹的眼睛，见过清末民初的辫子、日本人的刀、美国的摩天大楼，以及中国百年的起起伏伏。 1968年，郭永怀乘坐的飞机在降落时失事。得知的李佩极其镇静，几乎没说一句话。那个晚上李佩完全醒着，她躺在床上几乎没有任何动作，偶然发出轻轻的叹息，克制到令痛。 1976年，李佩奉调回工作，1978年，组织创办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外语教研室，并担任教研室主任。她编写的英语教材荣获国家优秀教材，举办了国内首期应用语言研究生班，为该学科在国内正式建立做了开拓性的工作，并被誉为“中国应用语言学之母。 周有光横跨经济、语言、文化三大专业，通晓汉、英、法、日四种语言。参与《汉语拼音方案》制定，他被称为“汉语拼音之父”，他参与主持了《简明百科全书》中文版的编译，他还是为数不多的曾与爱因斯坦谈笑风生的中国人，评价爱因斯坦“没有架子，衣服穿得还没我好。” 叶惠方是解放军总医院妇产科奠基人。她从事医学工作以来，培养出了近百名业务、研究生和知名专家。她在国内首次推行了“无痛分娩法”，率先实行了“产科休养室主任负责制”，建立了“产前门诊分段预约制”，使妇产科的医、教、研一步步正规。她主编及翻译的医学书籍有10多本，参加编著的《更年期保健培训教程》一书，现被全国作为教材使用。 叶老一生简朴，一生捐献。几十年来不停地给希望工程、慈善事业捐款捐物：2000年，84岁高龄的叶老坐着火车硬座到广州把位于闹市之中的时值数百万元的祖宅捐赠给当地学校；1995年她的老伴去世，她将组织上发的抚恤金加上积蓄，凑足1万元捐给了希望工程；在她80岁生日那天，同事要为她祝寿，她让每位同事捐10元凑足了300元，自己又掏了700元，凑了1000元寄给了希望工程；1983年叶老的母亲病逝，她把母亲留下的1000多元，加上自己的3000元全部捐给了幼儿园。而这名声名显赫的科学家的家里，被子里是旧棉絮，一张单人铁床锈迹斑斑，是她的父亲开设诊所时使用的。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这位百岁老人、著名的医学专家在捐出她的毕生所有之后，又留下遗嘱：将来去世后，还要把自己的遗体也捐献出来。叶惠方临终前一周开始不吃不喝，女儿给她在唇边点几滴水，她都会轻轻擦去，她这样做是为了给医学事业捐献出更的遗体。叶惠方去世后，遵照老人的遗愿，相关部门做好了遗体接收的事项。 崔国良是固体火箭发动机及推进剂技术专家，我国固体火箭发动机领域的开拓者之一，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科技委顾问。 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代航天专家，用他的满腔热忱和拳拳报国，为我国固体发动机事业的发展建设奉献出了全部心血和智慧。 他负责研制成功多种推进剂，广泛用于战略、战术和宇航发动机，有3项获全国科学大会。研制成功含铝推进剂，根除了发动机不稳定燃烧；提高推进剂力学性能，解决了大型药柱裂纹；提出人工脱粘方案，了药柱结构完整性。任某高性能推进剂联合攻关组组长，负责制定总体技术方案，解决了许多重大技术难题，经验证达到了高比冲、高密度、高力学性能、高装填分数的目标，使我国成为拥有当今最先进推进剂的国家之一。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1999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熊远著是我国著名的动物遗传育种学家。他长期致力于动物遗传育种特别是猪遗传育种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为我国畜牧学科的发展和人才培养作出了重大贡献。 熊远著是一位“大器晚成”的科学家。青年时代，他因疾病几度休学，29岁时大学毕业，53岁评为副教授，56岁完成治学生涯中第一个重大科研项目并成为教授。为了育种，他经常在猪场工作、吃住，当起了“猪倌”。严谨、执著的治学，使他在69岁时成为我国养猪学界的第一位院士。 作为我国运用数量遗传学理论进行瘦肉型猪杂交育种的开拓者之一，上世纪80年代，熊远著团队就培育出我国自己选育的第一个高瘦肉率的猪母本新品种——“湖北白猪”及其品系，又优选出瘦肉率高、质优味美的杜湖猪，运抵后名噪一时。 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著名结构工程专家、大连理工大学建设工程学部教授赵国藩赵国藩院士是国内土木工程结构可靠性研究的奠基人之一，早在上世纪60年代，赵国藩便在国内首次提出用一次二阶矩法计算安全系数，并提出了结构可靠度计算的实用解析法及荷载、抗力统计模式，在学术界颇具影响，被世界所。该方法有效解决了以往靠经验靠人为判断结构可靠度的不科学和工程建设不安全、不经济的问题。 在国内的工程结构可靠度及钢筋混凝土结构研究领域，有“南丁北赵”一说，其中的“北赵”便是赵国藩。 赵国藩同时也是我国钢纤维混凝土研究的开创者，他从断裂力学原理出发，将用于解释钢纤维对混凝土增强的复合力学理论和纤维间距理论统一了起来，为中国乃至世界工程结构研究作出了贡献。 作为一名教师，60多年来，赵国藩先后培养了87名硕士研究生、75名博士研究生及10名博士后，可谓桃李满天下。其谦和的为人、的学术品格和为人风范，也赢得了学生的敬仰和爱戴。 在大连理工大学建筑工程学部副部长吴智敏的回忆中，赵国藩生活简朴，对生活要求极低，午餐是夫人准备的饭盒，在微波炉上一加热，靠它可以工作一整天。张爱林说：“赵老师对帮助过他的人不忘。在我们研究不确定性问题时，赵老师向数学学院的唐老师请教了新的概率论、统计论理论问题，对此，赵老师多次在不同场合表示真诚致谢。他曾说：‘饮水，必须思源。’” 于同隐院士是我国高分子学科的奠基人之一，复旦大学高分子学科的创建人与学科带头人。他长期从事高分子粘弹性和高分子合金研究，研制了取得重大社会效益的人工肺，开拓了蚕丝等天然大分子研究新方向，为我国高分子化学和物理学科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1951年于同隐和爱人蔡淑莲冲破重重困难，从美国回国，回国后在浙江大学任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于同隐从杭州来到上海任复旦大学教授。 于同隐最为人所称道的，是其独到的人才培养方式。中科院院士、大学教授、中国第二代高分子科学代表人物沈家骢将其称为“于同隐模式”。他的研究生张炜曾将“于同隐模式”总结为八个字：学术、百花齐放。 他的第一个博士、中科院院士杨玉良说：“他把你带到一片森林，然后把你放到一棵树上，但是你别老待在这棵树上，因为他也了你跳到其他树上的可能性。当你看到其他的树，你又跳不过去，他就给你跳跃的能力与机会。”因此，他的研究生中，不少人都“能游走在各种不同的领域”。 任新民是我国两弹一星元勋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国导弹固体和液体发动机技术专家，中国导弹与航天技术的重要开拓者之一，他和屠守锷、黄纬禄、梁守槃并称 “中国航天四老”。任新民是国家六项大型航天工程的总设计师，被亲切地誉为是航天的“总总师”。 任新民是我国火箭总体设计第一人；在导弹副总设计师兼发动机总设计师任上，完成中国仿制导弹的成功发射；在五院火箭分院副院长兼任导弹型号副主任委员任上，率队自主研制成功火箭发动机，接着在兼任液体火箭发动机研究所所长任上对发动机挖潜，提高导弹的射程，研制成功了大推力液体火箭发动机，成为中国导弹发动机第一人；1970年4月24日，任新民担任“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技术总负责人，将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送入太空，成为中国运载火箭第一人；以后，他出任中国试验通信卫星工程总设计师，中国实用通信卫星工程总设计师，中国第一枚远程运载火箭发射场区总指挥，风云一号气象卫星工程总设计师，新型返回式遥感卫星工程总设计师，发射外国卫星工程总设计师…… 任新民了中国航天发展迄今的全过程。他100岁生日时说过一句话：“这辈子我就做了一件事，那就是中国航天。” 苏锵是中国稀土研究的开拓者之一，先后在国内外刊物发表论文45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稀土化学》、院士科普书系科普读物《稀土元素——您身边的大家族》等，授权美国和中国发明专利数十项，曾获全国科学大会（集体）、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二等、国家自然科学二等等重要项，2010年被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授予“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称号。 翻开元素周期表，57—71号镧系元素占据一个特殊：化学性质相似的15种元素“挤”在一个表格中。在中国化学界，这个表格藏着一个故事。我国是世界稀土资源储量最大的国家，稀土是极其重要的战略资源，但因其含有17种不同特性和用途的元素，需要较高的化学分离技术。针对这一难题，1958年苏锵研究和综合了分级沉淀、分级结晶、氧化还原等分离方法，分离了稀土中除钷和钪以外的15种镧系元素纯稀土。 苏先生到医院检查身体的故事，令很多学生印象深刻。他从医护人员那里了解到，医院用于早期发现和诊断重大疾病的医疗器械PET-CT价格非常昂贵，每台器械价格达3000万元，患者检查一次要花上近万元，主要材料是稀土。身体检查结束后，他立马召集了团队与医院对接，希望研发国产PET-CT，降低患者费用。 “苏先生勤俭节约，但对学生解囊。”他的学生说，苏锵时常在中大西门菜市场购买价格20元的皮鞋，一穿就七八年。2014年苏锵向中大捐赠100万元，设立“苏锵学金”，鼓励年轻学子珍惜学习机会，将我国的稀土研究做强做大。 李家治是中国陶瓷、古陶瓷及玻璃材料科学家，主要研究中国陶瓷和古代陶瓷工艺发展过程及其胎、釉的物理化学基础和非晶态的物理化学与特种玻璃材料。 他在长期研究的基础上，首先完整地提出中国由陶向瓷发展过程的五个里程碑和三个重大技术突破，发现和阐述了中国古陶瓷化学组成变化规律及历代名瓷釉的形成机理以及较早使用能量色散X射线荧光光谱技术测定古代陶瓷化学组成和微量元素，为中国古陶瓷和历代名瓷的断源断代和鉴定以恢复生产提供了科学依据。 为了验证所得数据和仿制古代名瓷，在所内建立了“科窑作坊”。他领导编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陶瓷卷》，是世界第一部中国古陶瓷科学技术史。 在玻璃非晶态研究方面，他提出了玻璃的化学组成和结构决定着随后的分相，玻璃分相后各相的组成又决定随后的晶化这一规律，为导弹用雷达天线罩所用的镁系微晶玻璃的研制起到推动作用。 他组织领导了玻璃光导纤维的研究和试制，推动了全国第一条光纤通信试验段的开通。他和他的合作者共获过2个国家自然科学和多个国家科技进步。 他曾被聘为上海市特种光纤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技考古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科学技术史》编委、世界陶瓷科学院院士、故宫博物馆古陶瓷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等。 2017年，李家治在上海逝世，享年98岁。中科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将按照逝者遗愿，不举行会。 谢学锦院士开创和奠基了我国勘查地球化学事业，并引导中国勘查地球化学逐渐发展到若干领域领先于世界。 他早年参与发现了铜矿植物——海州香薷。在1978年提出“区域化探全国扫面计划”，并一直指导该计划的进行，迄今完成了全国700多万平方千米的扫面工作，据此现各类矿产地近2000处，使金的找矿发生了性的变化，并提出了地球化学块体理论，制定了“迅速掌握全局，逐步缩小靶区”的全新找矿战略。 1987年与国外勘查地球化学家一起全球地球化学填图，后担任国际地球化学填图指导委员会委员、分析技术委员会，不断推进全球地球化学填图。 谢学锦对工作极端地认真负责，兢兢业业，并且以他父亲中国著名的矿床学大师谢家荣为榜样，总是把科学研究与发展国民经济的实践紧密地结合在一起。1998年4月13日，谢学锦在东门外被车撞飞，骨盆和双腿粉碎性骨折，失血3000多毫升，生命垂危。但75岁的他与死神顽强，在大量输血和手术，置入钢板、钢钉后，终于转危为安。在他身体还不能动弹的时候，就开始躺在病床上打电话、看资料了。当他刚能在病床上靠坐时便让人做了一张在病床上工作的专用小桌，开始工作，要求外出参加学术会议。同病房的人见了深受，称他是一个“工作狂”。 进入21世纪时，谢学锦已经年近80，他还在指挥着人类历史上的一项创举和伟大工程：全国76种元素的地球化学填图——了解化学元素周期表上76种元素在中国表层的分布，为查清中国矿产资源和的与治理提供可靠的资料。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外科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郑成竹教授是著名外科学者、中国微创外科事业、减重代谢外科的奠基人和开拓者。致力于外科学，尤其在微创外科、减重代谢外科方面造诣高深。完成国内首套国产腹腔镜的开发研制，在国内率先开展多项新型手术治疗，拓展微创技术在临床的应用范围，率先改进腹腔镜胃肠手术操作步骤和技术。 减肥手术在美国已经是治疗病态肥胖的一种安全有效的方法，但在我国还算是个“新鲜事物”。上个世界90年代，美国每年有1.6万人采用了减肥手术，并在此后有不断增长的趋势，仅在2003年一年，美国就有10.3万人接受减肥手术。这当中有肥胖人口增加的因素，此外腹腔镜的发明也让人们更容易接受减肥手术。有了腹腔镜，做减肥手术就不用再开腹了，而是在肚子上打几个小洞就行，手术后恢复得也很快。郑成竹教授就是中国最早引入腹腔镜治疗肥胖的科学家。2006年在国内乃至亚洲首先提出了上消化道外科手术治疗代谢紊乱综合征，并负责组织起草中国外科治疗指南，其手术适应症及疗效评判独树一帜，成为代谢紊乱综合征外科治疗新领域国内开拓者的领导单位。 徐祖耀院士1921年3月生于宁波鄞州，家世显赫，曾祖父是清末江南提督。父亲希望他学医济世，但他从记事起，目睹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祖国的大好河山在日寇的铁蹄之下满目疮痍，他认为，国家要强盛必须发展强大的工业，由此立下“冶金强国”的宏愿，自此奋斗不止。 徐祖耀院士推动在国内开展相变热力学教学与科研；在马氏体相变及形状记忆材料、贝氏体相变和纳米材料中相变等领域颇有建树。积极先进高强度钢的研究，提出淬火－分配－回火（Q-P-T）新工艺，Q-P-T钢已成为国际上新一类超高强度钢。他出版的多部著作对我国几代材料科学家的培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011年3月，徐祖耀捐款100万元，在上海交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设立“徐祖耀基金”，用于资助青年教师的科研项目和贫困学子。2014年5月，他捐款50万元，在上海市闵行区慈善基金分会设立“徐祖耀慈善爱心专项基金”。同年10月，他又捐款增资50万元，对失独或子女残疾的老年人进行专项补贴。2015年，“徐祖耀慈善爱心专项基金”帮助了311户困难老人，大多是失独老人和子女伤残老人。2016年4月，徐祖耀再次捐款100万元，设立“托起夕阳”和“花朵”专项基金，用以资助患重大疾病的老人和孩子。 徐老晚年的住房在宁波林安养院，住宿面积不足10平方米，很难想像这是一个院士住的房间。 捐赠这么多次，然而徐老在有生之年，却从不与人谈起，连照片都很少留下。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同盟盟员，中国解剖学会名誉理事长，协和医学院基础学院教授薛社普是我国细胞生物与生殖生物学学科创始人之一，中国细胞分化调控研究的开拓者。在细胞生长与分化调控研究领域开创了红细胞排核机制的研究，对男性节育药的研究被视为权威论文，对生殖生物学和细胞药理学做出重要贡献，属全国独创。 20世纪50年代初，在美国大学深造的薛社普即将毕业，已经有多家机构向他伸出了橄榄枝，然而这个孤悬海外的游子，每每思及国内正值新中国成立百废待兴，又遭抗美援朝的战争灾难，内心便涌动起澎湃的爱国之情，回国服务的念头日日强烈。他谢绝了导师著名细胞分化权威学者、神经发生学家汉布格教授（Victor Humburger）的挽留，推辞了唾手可得的工作机会，了美国优越的研究条件，毅然回国，投身到建设祖国的滚滚之中。 在最的时光里，他曾和基础所生物学家的吴冠芸教授一起养猪，他们发挥科学家求真务实、追求极致的，将钻研科学的职业习惯运用到这项粗活累活当中，建猪舍、采野菜饲料、猪种交配、接生小猪，还给猪注射疫苗，因用知识、方法得当，他们养的猪膘肥体壮，广受赞誉，两个科学家硬是锻了养殖能手。 自20世纪80年代起，薛社普科研团队又关注肿瘤细胞的恶变与细胞分化调控问题，研究肿瘤细胞定向分化的途径，为治疗肿瘤提供理论依据。 薛社普和同事们利用经过近6年的时间反复实验，不懈探索，结果发现，令人谈之色变的肿瘤尤其是恶性肿瘤，是可以改变的，可以想办法使它通过分化的途径，从恶性肿瘤细胞分化成正常的细胞。 学生回忆起薛先生的授课风格都赞不绝口，在为他旁征博引、幽默风趣、深入浅出的风采折服，尤其是他发挥绘画和书法的创造性，善于将晦涩枯燥的知识用绘图的形式为浅显易懂的图画和模型，让学生更易于接受学习。 中国工程院院士俞大光教授长期从事核武器电子系统研究，是中国核武器控制系统和遥测系统的开拓者之一。他参加并领导了多次国家级的大型试验，他参与或主持完成的科研项目先后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等多种励。 从茫茫戈壁到深山大川，从西北高原到渤海之滨，他经历过曲折的求学生涯，有过桃李满天下的高校任教经历，有过在国防尖端武器研制中的幸福与喜悦。在最岁月里，俞大光曾经被西宁南滩，蹲500余天。1971年7月被，喂猪放羊。但是后他毫无怨言，全力以赴地工作在科研第一线。 他被誉为新中国电工基础教材的拓荒者和耕耘者，他主编的《电工基础》教科书在国内被广泛使用。在哈工大教书育人期间，因治学严谨，他的课被称为“老虎课”，他则被称为“铁将军”。 严仁英被中国科学院院士韩启德曾赞誉为“中华知识分子典范，我国围产保健之母”。在一个世纪的人生上，严仁英用她的一片医者仁心，守护了我国千万母婴的平安与健康。 在最困难的日子，顶着的帽子，严仁英被贬为卫生员。然而无论是抬担架还是扫厕所，严仁英都依然宽容真诚地看待他人，一丝不苟地对待工作。情况一有好转，她就回到了工作岗位，为了使人工流产带来更少，她开始提出非手术终止妊娠的设想，并带头在医院设立计划生育研究室，着手药物流产研究。 上世纪80年代初，严仁英教授和一批妇产科专家，在顺义农村进行了围产保健高危因素的调查研究，发现神经管畸形发生率高达4.7‰，是造成围产期死亡率第一位的死因。严仁英教授向前卫生部汇报，并提出开展国际合作，进行科技攻关。几经波折和努力，在中美两国的支持下，中美预防神经管畸形合作项目于1990年启动。 严仁英的研究，如果妇女在妊娠前后每日单纯服用0.4mg叶酸增补剂(斯利安片)，在神经管畸形高发区有85%预防率，在神经管畸形低发区有41%的预防率。如今世界上已有50多个国家据此科研，调整和制定了公共卫生政策。我国已实施免费为育龄妇女发放叶酸增补剂的政策。 张乃通院士为我事通信、卫星通信、专用集群通信领域的著名专家，他率先研制出国产化的数字信令MPT1327集群移动通信系统，打破了我国专用通信系统市场被国外垄断的局面，为我国国防和航天以及其他专用通信技术和设备的研究和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曾主持研制了数据链通信系统、海军超视距数据链、第一代国际标准专用集群通信系统等，均为实用装备及产品，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1956年9月，从南京工学院毕业的张乃通响应“党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党让到哪儿就到哪儿”的号召，来到哈工大任教。从此，年轻的张乃通带着满腔热情和干出一番事业的宏愿开始了他的生涯。 上世纪80年代，为适应航天事业发展的人才需求，作为当时航天部唯一隶属的高校，哈工大决定成立航天学院。筹办任务再次落到张乃通肩上。根植于张乃通心中的再次让他迎难而上。从1987年航天学院正式成立一直到1996年，张乃通历任副院长、院长。这期间航天学院不仅成为哈工大的标志性学院，也成为国际宇航大学的一所永久性分校。 2016年，在回到母校与校友们一起分享自己人生体会时候，张乃通说过这样的一段话，“在科研中一定要老老实实，到底，不要随风倒。我遇见过一些人，他自己刚刚取得了一些成就，马上就想不再做实际的工作，想去指挥别人，就是想去做甩手掌柜。这是不可能的，要想取得真正的成就，得到真正的成长，必须踏踏实实地做事。” 阮可强院士是中国反应堆物理、核安全专家。他长期在反应堆物理和核安全领域从事研究、设计工作，负责过多个反应堆的物理研究、设计项目，负责的临界安全研究、设计和审查工作。负责核潜艇压水堆物理计算，研究解决了堆芯热中子空间能量分布的精确计算问题。负责完成了第一座快中子零功率反应堆的建造和物理启动，为我国快堆研究的起步奠定基础。作为物理设计负责人研制成功微型反应堆，获1986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为核工业中铀同位素分离、乏燃料后处理、燃料元件制造、铀钚冶炼加工等十几个重要工厂的设计、投产、运行，解决了大量的临界安全问题。 阮可强出生在上海一个普通家庭。1942年日军占领了上海租界，全家从上海逃到老家慈溪。1942年至1945年，他在老家度过了小学和初中时代。在科研工作时，阮可强在原子能院工作，家在市里。礼拜天回家他也会做家务。他记忆里印象最深的家务活就是搬蜂窝煤。 阮可强生前就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辈子我就跟核事业结缘了，不会再去做别的。自己这代人有一个特点就是思想单一，组织的安排，无怨无悔、踏实工作。一个国家核武器的成功研制和核能的发展决定着其大国、强国的国际地位。对于这样的被选择，他不仅无悔而且还觉得很幸运。 去世前的几年，阮可强仍然致力于具体科研工作，与其他同志共同开发的基于小型回旋加速器的硼中子俘获治癌中子源装置，取得了重大进展。 中科院院士彭少逸是著名燃料化学家、催化专家。他是我国最早从事色谱研究的人员之一，同时又是我国催化科学的开拓者之一。他创立了柱内显色剂快速测定油品中烃类组成的色谱方法和薄层吸附剂快速分析气态烃的色谱方法，开创了催化新材料和多项催化动态分析的研究，并取得多项理论性和应用性，在国内外产生深远影响。 彭少逸院士在山西煤化所被誉为“全所科技工作者的老师”。这不仅因为他在科研工作中建树颇丰，多次获，并有一套系统的、完整的、科学的方法；也不仅因为他长期以来培养了不少得力助手，又是博士生导师，更重要的是因为他具有的情操，善于与别人协同，乐于与他人交流，取得愿与助手分享。 他认为作为一个有理想、有追求的科技工作者，不能以效仿他人为满足，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看到别人已经有了的技术，自己再去努力仿制，填补省内或国内空白，这是好事，但不能说是高水平。对一项技术，应该在已有的基础上更进一步，这才是科研工作的基本出发点。 屠善澄院士是我国人造卫星工程开拓者之一，是中国自动化学会的创建人之一，也是“863”计划航天领域专家委员会首席科学家，为促进我国自动化科学技术的交流与发展 1956年，刚过而立之年的屠善澄放弃康奈尔大学的教职，带着妻儿回到阔别8年的祖国，加入了正在筹备阶段的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起先国内模拟计算机要靠苏联供货，1956年9月起，屠善澄带领科技人员先后研制出MZ-2和MZ-4模拟计算机，为后来的巨型计算机奠定了技术基础。从1958年11月起，他开始对人造地球卫星控制系统的研究工作。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编写了“关于人造地球卫星的控制问题”，提出我国人造地球卫星的控制采用自旋稳定的方式，配合喷气或磁控作姿态调整，为后来我国发射的人造地球卫星控制系统提供了参考和技术依据。 1970年起屠善澄开始从事我国试验通信卫星研制工作，任控制系统主任设计师。他主持了控制系统研制和飞行试验全过程，提出了地面自旋试验方案，卫星后正常工作。 1991年6月29日，作为“863计划”航天技术领域首席科学家，屠善澄代表该领域专家委员会，向中央“在二十世纪末建成初步配套的试验性载人飞船工程，并实现首次载人飞行；稍后建成自己的空间站。” 屠善澄在学术上非常严格、非常严谨。学生写的论文、发表的文章，一律都不能写他的名字。不是他自己写的文章一律不写他的名字，他很严谨。 吴文俊院士的人生堪称一段中国科学界的传奇。1950年, 他提出“吴示性类” 和“吴公式”，将拓扑学中示性类的概念由繁化简，由难变易，并给出了示性类之间明确的关系和可以计算的公式，被称为 “拓扑学的地震”。1956年，他和著名科学家华罗庚、钱学森一起，获得了首届国家自然科学一等。1957年，38岁的他成为新中国当时最年轻的中科院学部委员。上世纪70年代，他开创了近代数学史上的第一个由中国人原创的研究领域数学机械化，实现了将繁琐的数算、证明交由计算机来完成。 2010年,经国际天文合会小命名委员会批准,将国际编号第7683号小永久命名为“吴文俊星”。2001年，他成为首届国家最高科技获得者。 在日常生活中，吴文俊先生一直保持着豁达开朗的心态，他就像普通人那样地快乐生活着，被大家称为“老顽童”。在，为了体验过山车的感觉，年逾古稀的他向工作人员虚报了年龄，下来之后大呼“吓死了”。去开会时，看到边的蟒蛇表演，他敢把蟒蛇缠在脖子上。去泰国旅游时，90多岁的他居然敢坐在大象鼻子上。90多岁的他还喜欢看侦探小说和历史小说，他曾告诉中青报的记者，日本侦探小说反映深刻的社会背景，不像英国的福尔摩斯探案系列那样，用一些奇奇怪怪的故事来吸引人。2011年一天，趁着儿子出差，已92岁的他，居然自己坐公交车去附近电影院看电影。 俞昌旋院士是我国著名的等离子体物理学家及教育家。他长期从事等离子体物理实验研究，在磁约束等离子体湍流和反常输运、等离子体非线性现象、等离子体诊断等领域取得多项有重要创新意义的研究。 他是归国华侨，1941年7 月7 日出生在印尼爪哇岛一个叫安褥埠的地方，幼年在风雨飘摇的异乡度过。日本投降后，刚上小学，父母便带着他返回故乡。俞老师在乡村读完了小学，就被二哥带到厦门，进入著名华侨首领陈嘉庚先生创办的集美中学。1959年中学毕业时他如愿以偿地以高分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物理系，主修原子核工程专业。毕业后，俞昌旋老师以优秀成绩留校任教，一生未易其地。 俞昌旋认为：受控热核聚变是一个长期战略性的基础研究领域，学术和营造团结合作的氛围是此领域发展的重要基础。他我国的核聚变研究要从物理着手，整体布局，全国一盘棋，并长期不懈地为此奋斗努力。随着中国加入“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重大国际合作项目，这一学科领域正在飞速发展。 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内，俞昌旋殚心竭力，思考，不断提出自己的见解，对中国聚变事业的发展及发展方向的正确选择起到了独特的作用。 在最后的日子里，俞昌旋留下了书面遗嘱，“不发讣告，不设灵堂，不送花圈，不开会，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 郭予元院士首次在我国系统研究了世界性麦类性害虫麦种蝇的发生规律和防治关键技术。是主张我国植物数理统计学应自成体系的创导者之一，开展完成了“正交多项式配线求杀虫剂的中量”和“多元回归分析的因子相关选择法”等创新性研究。 郭予元出生在上海的一个大家庭,幼时因父亲破产,又遭上海沦陷,家里的生活每况愈下,只得靠变卖东西维持生计。郭予元暗下决心: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后报效祖国。他养成了在艰苦条件下刻苦读书的好习惯,1949年,郭予元一口气报了5所名牌大学并被全部录取。他选择了大学昆虫系,后因院系调整,他转入农业大学。 在毕业志愿表上,一直为没能参军到朝鲜前线个大字——“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就这样,他义无反顾地奔赴了当时交通不便、贫穷落后的。 在西海固地区,这个最穷的地方,郭予元一扎就是数年。在这里,他搞清了麦种蝇的发生规律并找到了防控的方法。在29年半的时间里,他当过农技推广员、技术员、农校教师、农学院教师、植保所所长。他关注几乎所有农林作物的重要病虫害,教过中专植保范畴的所有专业课,多数都是自编教材。 棉铃虫是我国棉花最主要的害虫,凭着顽强的毅力和多年基层工作的经验,郭予元带领一个课题组,几年后解决了棉铃虫防治中的重题,他们的科研直接推广应用到冀、鲁、豫、陕等棉花主产区,在700万亩棉田中成效显著。更为重要的是,郭予元和他的课题组还配合农业部制定出《全国棉铃虫预测预报及综合防治技术规范》,从此使棉铃虫预测预报及综合防治有章可循。 琛院士是中国随机介质理论奠基人及其应用的开拓者。他长期从事采矿工程及岩土工程研究，致力于岩石流变学及岩石力学实验研究，于1978年在中国首次获得岩石应力-应变全图，提出了裂隙岩石通用力学模型；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开采影响下地表移动及变形计算方法并开发了系列微机软件。 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来，琛主持了国家重点开采的许多项目，均获成功，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并把随机介质理论推广应用于铁矿、金矿、磷矿的开采,美国、等国也采用了他的理论。 琛在随机介质理论及应用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其学术水平被波兰科技界认为已经超过该理论的发源地波兰。1994年5月27日，波兰科学院在华沙召开全体院士大会，琛被选为波兰科学院外籍院士。 对学生，琛总希望“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已培养硕士研究生7人，博士研究生40余人，他们中许多已在采矿和岩土工程领域建功立业，成为主要技术和跨世纪的学术带头人。 中科院院士申泮文是中国当代无机化学学科的奠基人之一。他的镍基储氢合金研究为一项863高技术项目奠定了基础，成为国家863高科技计划中第一个投入开发的项目。 但是这位中科学院院士最热爱的工作不是科研，而是教学。蹬着一辆老式28自行车，90多岁的他还给本科生上课。101岁的人生，有近70年站在上。 申泮文出身于广东省从化县古楼潭村的一个工人家庭，家境贫寒。1940年夏从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毕业。申泮文第一份工作在航空委员会油料研究室任助理员。加入后，他弃职离去。1947年他回到天津，开始了在南开大学的教学生涯。不久，天津和全国相继解放。申泮文筹建了化学系无机化学教研室。1959年，他自告奋勇参加援建山西大学，满怀地要在白纸上画最美丽的图画。 在那段最的日子里，他也在努力工作，他关起门来搞译著。并走遍山西大地对风化煤腐植酸资源进行了普查并绘制了一张分布图。所谓煤腐植酸就是在煤露头的地方，粉末状的煤被空气、水氧化出腐植酸基后，变成黑糊状，这就是煤腐植酸。他创造了风化煤腐植酸的简易提纯法，可以培训农民把腐植酸轻松变成农肥。 在化学领域他创造了多项第一。他编写出我国化学界第一部中文教材；第一个引入美国科技出版物；研制出我国第一代镍氢电池；第一个在化学教学中应用计算机技术；主持完成我国第一部多化学教科书软件；最早开展金属氢化物化学研究。 在南开大学微信号里，一名校友这样留言悼念：“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申老的爱国爱校。20多年前，我读本科，每年9月新生入学时，都会看到一位儒雅的先生，推着自行车，驮着自制的展牌，在大中边宣传南开抗日的岁月，讲述南开的美丽校园被日本侵略者炸毁的辛酸历史。 陈学俊院士是中国锅炉专业、热能工程学科的创始人之一，多相流热物理学科的先行者和奠基人主持创建了中国第一个锅炉专业，创建了全国唯一的动力工程多相流国家重点实验室。 1945年8月，陈学俊被公派到美国工厂实习和考察。他幸运地参与了当时世界上最大单台容量为10万千瓦机组锅炉的安装和调试。之后他到普渡大学研究院继续深造，仅用两个学期就修完了研究生的全部课程。天才的实力尽显。1947年初，他谢绝了各种高薪聘请，毅然回到当时的祖国。因为在美国，日本留学生却更受欢迎！他发誓，一定要为中国人争口气！ 当中央号召迁至西安、支援大西北建设时，他又果断放弃了上海的房子，举家西迁，这一迁就是60余年。 他筹建了中国高校中第一个锅炉专业，开出了锅炉专业的全部课程；筹建了中国高校第一个工程热物理研究所；组建了中国第一个动力工程多相流国家重点实验室。育人六十余载，陈学俊亲自教过的学生有2500多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我国动力工业领域的力量，不少人成为有重要贡献的专家、教授。 氟橡胶是国防尖端工业中无法替代的关键材料，也是“两弹一星”项目中必不可少的新型材料。当年蒋锡夔院士临危受命，研制成功了我国第一块氟橡胶，打破了国家的。 1926年9月5日，蒋锡夔出生在上海。他是金陵蒋家的后代，家境非常殷实。1955年，蒋锡夔和很多留学生一起冲破美国的层层，终于回到了祖国。在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有机化学研究室，蒋锡夔负责开展有机氟的研究工作。1959年9月，在蒋锡夔和胡亚东等人的带领下，经过短短两个月的奋力拼搏，军工产品氟橡胶1号最终研制成功了。为国庆十周年献上了一份厚礼！ 在那段不已的岁月中，由于长时间在脖子上挂着重物“接受”，他的颈椎受到了永久性的损伤，晚年在散步的时候也会摔倒，只能坐着轮椅去办公室。但是他每天去上班。父亲临终前问儿子，有没有后悔当初回国，蒋锡夔心平气和地回答父亲“选择回到祖国，为祖国效力，没什么可后悔的。” 1981年，蒋锡夔的研究生范伟强在做长链酯水解反应的实验过程中，观察到一个不符合有机化学一般规律的实验现象。蒋锡夔敏锐地意识到隐藏在这一现象背后的是一片未知的研究领域，在以后几十年的研究工作中，蒋锡夔带领课题组全体科研人员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并且取得了重要的科研。通俗来说，他们的研究直接关系到生命的形成以及很多疾病的产生，将来很有可能由此产生很多新的药物，或者弄明白中药是如何起治疗作用。2002年，蒋锡夔和同事们的研究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这一项已经连续四年空缺。 柯俊是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中国金属物理、冶金史学科奠基人，创始贝茵体相变的切变理论，发展了马氏体相变动力学国际同行称他为贝茵体先生（Mr.Bain），因为他首次发现贝茵体切变机制，是贝茵体切变理论的创始人。他的一生都在为中国的钢铁事业付出，他率先在研究中引进电子显微镜，创立了中国第一个金属物理专业，筹建了中国最早的金属研究所，开拓冶金材料发展史的新领域。 他从英国留学回来时，那时全国几乎没有完整的钢铁联合企业，美国年钢产量是中国的近600倍，而他去世时，中国的钢产量已经位列全球第一。 虽然身为院士，但是柯先生却很少使用专车，他常常骑行的是28寸的自行车，北科大毕业的潜伟教授曾说：“一次，我从打车回来，过五道口时，天正下着小雨，远远望见一位老者推着自行车在蹒跚行进中，走近一看，居然是柯先生！” 根据柯俊生前遗愿，他的遗体将捐献给武汉大学医学部用于教学和科学研究，为国家的教育科学事业做出最后的贡献。 朱英国院士是我国著名遗传学家和水稻生物学家，我国杂交水稻研究的，我国杂交水稻事业的重要奠基人之一。他和研究团队选育的红莲型和马协型杂交稻新品种已累计推广上亿亩。 在杂交水稻领域，朱英国的成就可以与袁隆平比肩。朱英国曾和科研人员一起培育出“红莲”第一代，而红莲型、袁隆平的野败型、日本的包台型，被国际为三大细胞质雄性不育类型。而且只有“野败型”和“红莲型”在生产中大面积推广种植，被冠以“东方魔稻”的美称。 1971年，朱英国开始进行水稻雄性不育和杂种优势利用研究；因海南岛每年可以比湖北多种一季水稻，可以大大加快水稻育种科研速度，于是，春夏之际，朱英国和他的队伍留在湖北沔阳协作攻关，秋风一起，他们就奔赴广西南宁。寒冬来临，又转战海南岛。直到次年4月，才揣着希望的种子返回湖北。这样“水稻候鸟”的生活，一直持续到2017年的春天。整整46个年头的奔波！ 朱英国不仅是一位杂交水稻研究的大家，在研究团队建设和提携后辈方面也是不遗余力。直到去世前的最后一个晚上，病床上的他还在学生。 卢佩章院士是分析化学家，是中国色谱分析的者之一。建国初期，完成了熔铁催化剂水煤气合成液体燃料及化工产品项目。为开创中国色谱学科，开展了气相色谱及液相色谱理论、新技术发展及其应用方面的研究。1956年液态燃料的费一托合成研究(气相色谱应用于产品的分析)获第一届中国自然科学三等，为四个获者之一。上世纪六十年代，发展了腐蚀性气体色谱等一系列国防分析技术和仪器，填补了国内空白。上世纪七十年代，他开展了高效液相色谱的研究，研究成功K-1型细内径高效液相色谱柱，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荣获科技一等。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他领导开展了具有国际水平的色谱专家系统理论、技术及软件开发等方面的研究。 卢佩章毕业于同济大学化学系，1949年9月，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卢佩章怀着发展祖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勃勃雄心，奔赴百废待兴的东北，走进了当时新组建的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的前身——大连大学科学研究所。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气相色谱研究还是个空白。卢佩章和他的研究小组经过无数次的试验和探索，于1953年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时，设计出我国第一台体积色谱仪，使分析石油样品的速度由原来的30多个小时缩短到不到1小时，而且所用样品量仅是原来的千分之一。 抗美援朝期间，卢佩章接受国防科研分析任务，协助鞍钢焦化厂制取甲苯，为生产前线急需的并提高其产量作出了重大贡献。 20世纪60年代是中国核工业发展的最关键时期，在前苏联专家撤走、我国自己制造最困难之时，卢佩章和他的研究小组承担了测定金属铀235和铀238同位素中气体杂质的科研课题。他们准确地测定出金属铀235和铀238这两种同位素气体杂质的含量，为中国第一颗的爆炸成功尽了分析化学工作者应尽的责任。 卢佩章告诉过许多人：“中国的科学家应该有一颗热爱祖国、热爱科学的心。我不相信一个只追求个人名利的人，能在科学上作出更大的贡献。” 南仁东教授曾任FAST工程首席科学家兼总工程师，负责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的科学技术工作，他和团队让中国成为了世界上看得最远的国家。 1984年，南仁东就持完成欧洲及全球十余次观测，成为全世界最顶尖的天文科学家之一，就在声名赫赫的时候，他却选择了回国，放弃薪水比国内高300多倍的工资，就任中国科学院天文台副台长。 1994年始，南仁东主持完成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的选址、立项、可行性研究及初步设计，主编科学目标，指导各项关键技术的研究及其模型试验。 2016年9月25日，举世瞩目的“大射电”竣工。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利用贵州喀斯特地区的洼坑作为望远镜台址，建造世界第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利用FAST，人类可以观测脉冲星、中性氢、黑洞等等这些形成时期的信息，还有就是用来捕捉外星生命的信号。 金鉴明院士毕业于复旦大学生物系，曾任国家局总工程师、副局长、国家总局研究员、总局科学顾问委员会副主任、总局局长顾问、中国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 他在生物多样性研究、移地、就地工程和自然区设计，建设工程等领域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在生态定量化的研究和应用，辽宁蛇岛区的建设、广西花坪林区生态定位站的研究、广西容县农业区划、全国14碳脂肪酸植物资源研究和产业化、南药（穿心莲）北移研究、留民营生态农业以及麋鹿回归大自然的遗传生态工程的设计等都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其具有开创性、指导性和应用性。 张齐生院士是木材加工与人造板工艺学专家。在竹材加工利用领域的研究工作中，先后开发成竹材胶合板、高强覆膜竹材胶合板、竹材碎料板、竹木复合集装箱底板、竹木复合层积材等系列产品。重视研究和经济相结合，有效的开展应用研究，使产品在众多领域得到推广应用，推动和促进我国竹材加工新型产业的形成和发展。 作为一名农林院校的科研工作者，张齐生服务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是他的和责任。进入新世纪后，他率领科研团队对秸秆等农业废料进行“林农生物质气化多联产技术”研究，并实现了“一技多产”和“零排放”“零污染”。目前，该项技术已超越了欧美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现有技术，成为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林农废弃物资源高效综合利用技术。如今该技术已在平泉县等多个生产投产，并受到国务院有关部门的重视。 作为导师，张齐生培养了近百名硕士和博士。在南林大，每一个他的学生，前，他都会把他们的教案拿来，当面给学生提意见，并反复叮咛，教学是天大的事，一定要一丝不苟；对于学生做科研，他不但从思上引领，还从国家、百姓需求上引导他们选好题；对于科研项目，他也始终大公，每个参与人员都会署上姓名，从不会遗漏。 复旦大学钟扬教授是中国著名植物学家， 30余年、16年援藏，10年引种红树，他的名字总是和植物联系在一起，钟扬把自己比作裸子植物，像松柏——在艰苦中生长起来的植物，有韧性，生长得慢却刚直虬劲。 钟扬1964年出生于湖北黄冈，他父母当时都在黄冈工作。钟扬读的是两年制高中，1979年，年仅15岁的钟扬顺利考上中科大少年班。他学习刻苦，连吃饭、上学、放学时手里也捧着书。 从2001年起，钟扬开始奔赴青藏高原盘点我国生物资源“家底”。在艰险的盘山上，他曾多次看到有车辆掉下悬崖;旅途中没有旅店只能睡在车上;大雨、冰雹从天而降，只能躲在山窝子里……可是不管多险多艰苦，只要对研究有帮助，他都要去。 过去16年中，他每年都有一半时间在，行程超过10万公里，和团队共收集了四千万颗种子。为分析巨柏在藏东南地区和雅鲁藏布江两岸的和发育情况，钟扬和他的研究生一起，耗时三年给每一棵巨柏树登记。不少巨柏生长在人迹罕至的山林或悬崖上，他们一一标记分析，直到将全世界仅存的在的这3万多棵巨柏都登记在册。 他帮助大学培养出了第一位植物学博士，在开展青藏高原生物资源研究过程中，帮助大学建立了自己的“地方队”。这支“地方队”如今不仅能够参与国际竞争，而且在进化生物学一些研究方面形成了日本、欧美和中国三足鼎立的格局。 沈祖炎是中国钢结构领域的开拓者之一，为中国钢结构理论研究和工程实践作出了举足轻重的贡献。他一辈子倾心乐守，热情躬耕教改第一线年代初，沈祖炎就读于同济大学工业与民用建筑结构专业。他在班上年龄最小，可学习成绩总是稳居第一。1955年，20岁的沈祖炎毕业留校，成为了钢结构教研室一名年轻的助教。从此60余年如一日倾心相守。 上世纪80年代，钢结构在国内开始兴起，从此沈祖炎的学术在一些重大工程中相继得到成功应用，他成为多个国家及地方重大工程建设项目的重要把关人。1994年秋，上海八万人体育场钢屋盖模型试验前夕，就在同济大学结构工程所的实验室，绕着由几千根杆件组成的庞大结构模型，沈祖炎教授两圈，一眼就指出哪些部位，甚至具体到哪几根杆件最需要着重观察。1995年初夏，上海大剧院6075吨的钢屋盖实施整体吊装。时任顶部钢结构整体提升副总指挥的沈教授头戴安全帽，目光如炬，在工程现场坐镇指挥。经过20小时协同作业，钢屋盖成功吊装。 还有国家大剧院、上海浦东国际机场、东方明珠电视塔、上海环球金融中心、上海世博会世博轴阳光谷……他都在关键技术上保驾护航。 朱显谟院士是中国黄土区土壤及土壤学科的开创者和奠基者，毕生致力于黄土高原水土保持与生态建设工作为了心中“黄河清”的梦想，默默奉献在广袤的黄土高原，为中国黄河中游泥沙治理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 1959年，为了支援大西北建设，朱显谟离开了生活和工作条件优越的南京，举家迁往西北农村，在没有卫生间和厨房、吃水还要到共用自来水龙头接的小平房里，朱显谟待了50多年，毫无怨言，为治理黄河贡献了一生。 朱显谟一贯认为治黄问题实质上是黄土高原的土地合理利用问题。“黄土高原严重水土流失造成了长期以来‘广种薄收，薄收更广种’，下游河堤‘越加越高，越高越险，越险越加’‘河床愈高，断流上溯愈快，历时更长’的恶性循环。” 蔡申瓯教授是校园里“海归”科学家奉献的典范——“上海交大的黄大年”，他曾先后在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所、美国纽约大学柯朗研究所等机构从事科研工作，主要涉及应用数学、物理学、生物学以及神经科学领域的前沿课题。2001年，他凭借自己前期的研究与科研潜力成为美国Alfred P. Sloan Research Fellowship获得者。2009年12月，蔡教授作为最年轻的国家千人计划特聘专家来到 在蔡申瓯曾带教的本科生吴昊看来，蔡老师身在中国却活在“美国时间”。蔡申瓯不仅为本科生开设数学、物理、生物和专业研讨课，还有研究院科研与行政事务。白天睁着眼睛的时间都排得满满的，但只要学生电话电邮约他解疑释惑，他总能匀出时间来接待。而且一旦约定，不会爽约。不过，这种“开小灶”时间往往只能排在深夜。学生们通常夜里十点多走进蔡申瓯办公室，到凌晨一两点才出来。 李正邦是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钢铁冶金专家，博士生导师，中国钢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教授级高工。他是我国电渣冶金奠基人之一。设计并主持建设了我国第一代工业电渣炉。他提出的电渣重熔提纯机理及顺序凝固理论，为电渣冶金奠定了基础。率先开拓了电渣熔铸近终形铸坯的技术。提出了采用酸性渣改变钢中夹杂物形态，从而提高轴承钢疲劳寿命的新工艺，为电渣提高生产率、节能、环保、确保质量进行了大量工作，作出重要贡献。 1958年李正邦冲破前苏联对中国电渣重溶技术的，建立了中国第1台电渣炉，冶炼出质量优良的高速钢。那天是1958年12月9日凌晨，后被冶金工业部定为中国电渣冶金诞生日。1960年李正邦负责设计创建了国内第一代工业电渣炉，先后承担了重庆特钢、大冶钢厂等建立电渣车间的任务，生产出无发纹钢、航空轴承钢、模具钢、工具钢、高温合金等一系列产品，1965年被授予国家发明，他是发明人之一。 0世纪90年代初，李正邦开展了用精矿直接还原代替铁合金冶炼合金钢的实验研究。1998年他率梯队到重庆特殊钢铁公司进行了工业试验。用钨精矿、钼精矿、氧化钒矿直接合金化代替铁合金冶炼高速钢成功，使高速钢生产利润翻一番，已在重庆东华特钢公司等推广，并获国家发明专利。2003年李正邦带领博士生、博士后承担了“973”课题“零夹杂钢研究”，采用真空炉-真空电弧重熔，超纯钢42CrMo，显著提高了钢的疲劳寿命。 中国科学院院士刘建康是享誉的著名鱼类学家和淡水生态学家，我国淡水生态学奠基人、鱼类实验生物学主要开创者。 刘建康1938年毕业于东吴大学生物系，获理学学士学位，1939-1945年为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研究生、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1947年毕业于麦吉尔大学研究生院，获哲学博士学位，1949年2月回国。 他一生对鱼类学和淡水生态学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上世纪40年代，他界上首次了黄鳝的性别转变规律，为低等脊椎动物性别分化机理的研究开拓了新的思；50年代起，先后总结了我国池塘养鱼和大水面渔业利用的经验，显著促进了淡水渔业的发展；他主持开展了长江鱼类生态的调查，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有关淡水鱼生态的最系统、最完整的调查工作，并成为后来论证葛洲坝和三峡大坝对鱼类生态影响的重要依据。他首创以系统生态学概念开展淡水生态学研究，领导开展的武汉东湖生态学研究历时40余年，确立了我国湖泊研究界湖沼学界的重要地位。 刘建康先生充满爱国情怀。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随老一辈科学家怀着科学救国的，为保存中国科学火种辗转搬迁，继续开展科学研究工作；在出洋求学后，他毅然选择回来报效祖国。在新中国成立后，为解决人民吃鱼难的问题，他把研究方向从鱼类实验生物学转向鱼类养殖学和生态学研究，积极推动池塘养殖和大水面养殖技术的发展并多方呼吁，取得了丰硕的，为我国淡水渔业产量的稳步提高做出了关键性的贡献。 中国工程院院士曹楚生是中国现代坝工设计的先行者，著名水利工程学家。他积极投身治淮事业，服务西北水利建设，发展抽水蓄能电站，为国家水利水电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他大半生的经历都潜心于我国的现代坝工设计理论与实践，先后参与或主持设计了我国第一座钢筋混凝土高坝——佛子岭水库工程、黄河上第一座以发电为主的大型水利枢纽工程——盐锅峡水电站、我国第一座大型碾压式堆石坝——碧口大坝、我国第一座大型混合式蓄能电站——潘家口水利枢纽工程，其中很多工程技术在国内均属首创。 曹楚生1948年从交通大学土木系毕业,随后留校做了助教。1951年秋,在新学期开学后不久,为响应毛“一定要把淮河”的号召,他义无反顾地和一大批尚未毕业的学生走出校门,来到火热的治淮工地——佛子岭。 中国工程院院士陆钟武教授是中国工业生态学之父，他领导建立了国内第一个冶金炉专业和冶金热能工程博士点。率先参照势流理论研究了竖炉气体力学，用高炉炉身静压成功地判断了炉内的主要变迁。他为我国冶金炉专业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变强作出了重要贡献，是我国冶金炉学科的创始者和领军人。 1929年，陆钟武出生在一个书香世家。父亲陆绍云1915年赴日本留学，1921年学成归国，相继在沪、津、鲁、渝办了包括上海国棉七厂等近10所纺纱厂，赢得了我国纺织界几代人的赞誉。1946年10月，陆钟武考入南京国立中央大学，1949年2月，转学到上海大同大学化工系，1950年7月毕业。毕业不到一个月，陆钟武便告别家人和舒适的上海，只身一人去了东北。从此，他在了60余年的学术征程。 上世纪80年代初，陆钟武根据国际上刚刚爆发的能源危机和我国钢铁工业能耗过高的现状，创造性地提出了“载能体”概念，将热能工程专业的服务对象和学科视野，从过去的单体设备(冶金炉)及其部件，扩展到生产工序(厂)、联合企业乃至整个冶金工业，成为冶金工业系统节能理论及技术的先行者和创建人，为推动我国钢铁工业节能降耗作出历史性贡献。 1989年，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成立了高级顾问委员会，李国豪、谢希德、谈家桢等一批知名科学家加入，为上海市重大问题的决策提供参考意见。当时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就是饮水问题，要为上海找寻新的水源地。1990年10月，在上海市科协组织的上海市引水水源上，陈吉余指出长江河口江心部位的冲积沙洲——青草沙可以成为上海未来的水源地。他主持了青草沙水源地的选址工程，为千万上海人送去了干净的生活用水。 具体方案是将人工岛建在天然岛屿的东面、水深20米左右的海上，它的土地“原料”来自长江口的大量淤积泥沙，面积为40平方公里。在人工岛上，能建成一个水深在23米左右的深水大港，并通过隧桥，将人工岛与天然岛屿连接起来。在他看来，大小洋山港的水深是15米—16米，但如今集装箱船的运载量已达到18000箱，需要18米水深的港口，所以上海要建成国际航运中心，应兴建一个水深在20米以上的大港。 使得我国成为继美俄法之后世界上第4个能够研制激光陀螺的国家。在航空、航天、航海特别是军事领域有重大应用价值。 现代战争中，以激光陀螺为核心部件的自主系统，可以不受各类通讯系统的，精确制导对目标实施打击。以激光陀螺为核心部件的自主系统这项技术，世界上只有中国等极少数国家掌握，创造这一佳绩的便高伯龙领衔的国防科技大学激光陀螺团队。 童志鹏院士是我国综合性电子信息系统研制的带头人,国家级重点工程的开拓者之一，他领导研究与国际系统互联标准一致的中国研究网，是我国与国际联网最成功、最早的系统之一从研制第一批国产军用、中国第一代机载雷达到开拓并奠基中国综合电子信息系统，童志鹏并参与了新中事电子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全过程。 1950年，童志鹏从美国回到国内，一同回来的同学相继进入大学和研究机构搞研究，而童志鹏却对工业情有独钟，主动申请到工业部门工作。新中国才刚刚建立，电子工业相当落后，还没有自己的电子工业部门，童志鹏积极参加了正在筹建的电信工业局。在从手里接收的破旧工厂里，童志鹏设计出军用的第一台样机，半年后开始迅速装备前线部队。 他主持研制成功的地面微波脉冲接力机、中国第一代机载雷达等电子设备与系统，后来成为“两弹一星”电子系统的核心装备。 本文由 325游戏（m.325games.com）整理发布 |